日本文学史上有两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一是川端康成,另一是大江健三郎。小小的一个岛国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奇特的人文精神,这在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都是不可多得的。日本作为一个被否定多于被肯定的国家,其文学上的成就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作为岛国的地理环境及由此形成的人文环境是日本文学形成独特性的关键。文学的民族性即为世界性,日本文学得以被承认正因为它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性。正如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讲演中所说的:"我继续体验着持久的苦难,这些苦难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内部,到与日本社会的联系。我将自己的体验写成小说……我在文学上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其发展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从历史到今天日本人都是一个学习的民族,日本人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是作为岛国,本土过于狭小的空间,导致日本人的思维更注重内化,更注重完善岛国内部的审美结构和艺术取向。岛国的环境,形成了独特的岛国文化,在潘乃德的《菊花与剑》一书是论述了日本的文化模式,其实中一点就是岛国性,岛国性从一方面说是一种封闭,没有与外界的接触与交流, (这种接触与交流不是指现实意义上的,而是指在思想上的排他性。)就形成封闭的圆圈型文化。另一方面说这种圆圈型文化通过自身不断的内化和完善,形成了独特的美感。这种文化基础上的日本文学正是体现了相对的封闭结构和比较绝对的艺术美感.。在这种岛国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即使有过境外留学的经历,却因为自身因素的性质,主观地拒绝或客观地否定境外文明对自身的融合,而更多地选择完善岛国文化。这就集中体现了日本文学的民族性。 从获得诺贝尔文学获的两个作家来看,川端康成注重描绘自然与人的关系。日本是一个多山的岛国,山阻断人的交流,使人之间的交流不可能轻而易举,因此相对的独立促成了人对自身,对自然,对社会的思索。川端康成正是在这种思索中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注重自然,注重在自然中浑然天成的人性之美。正如川端康成所说"自己是植根于东方古典世界的禅的思想和完美情趣之中”。年轻时的川端康成喜欢游历日本,与自然的接触中,孤僻的性格让他更多地在自然中探求人的出路,而不是把人放在社会的角度来衡量。他所创作的《伊豆的舞女》、《雪国》、《千只鹤》等等都从自然中反映人性之美。在川端康成的眼中日本之美来自于其封闭的结构,人的思想是单纯的一元化,单纯的美即纯粹的美。他挖掘的正是在日本本土生长起来的人,特别是女性的简约之美,没有开放社会的复杂,也没有开放社会带来的混乱。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战后派作家。日本战败后,论述日本各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如前所说的潘乃德就是美国的社会学家,她象许多关心日本关心世界的人一样,试图用超越日本自身的眼光来评判日本。从日本的地理环境到日本的国民性较为客观地论述了日本的文化模式。而作为日本本土的作家,大江健三郎从自身的体验和感受出发,描写战后日本政治压抑下的人的奇特心态,塑造各种精神闭塞状态里的象征形象。与川端康成不同的是,大江健三郎没有川端时代的简单环境,战后日本一片废墟,从物质到精神上,日本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一方面是国家的战败,另一方面是日本国民精神上的失落。如大江健三郎所说"日本的青年人不可能具有积极意义上的希望。希望,对我们日本的青年来说,只能是一个抽象的词汇。”在这样的环境中大江健三郎无法象川端康成一样为纯粹的美而创作。他所关心的是精神失落的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年的精神状态,如何摆脱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何在失落的世界里重新寻找存在的价值。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充满了抑闷苦涩和没有出路。这正是其岛背景所决定的,日本必须承担战争的苦果,这使本来就缺乏流通的国民的思想更增加了无法释放的恐惧感。这一点上,大江健三郎与川端康成是一致的,除了环境的变更以外,其作品中体现的民族性是统一的。 日本文学与文化是独特的,在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中我们应该看到日本文学的魅力,也应该重视其文学体现出来的人性的弱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