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阴。下午续写自传《小站大事》之八——《少年往事》，写了1000多字，突然冒出一段话：“他们带来了新鲜事物和先进观念。”这个“先进观念”一下子让我卡壳了，这个生硬的词的出现令我大吃一惊，接下来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郁闷至极，写作有时就是这么痛苦，流畅时可以下笔千言，艰涩的时候一个字也憋不出来，甚至让人对写作这件事都怀疑起来：我写这些陈年往事有何意义？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品在书架上我还玩个什么劲儿啊？

只好出门透透气，此时已经晚上7点半了，在肯德基吃了一堆面食和一堆肉类之后，精神似乎振作了一点，往中山路的光合作用书房旗舰店走去。来到书店，在一楼看中余杰的《我的梦想在燃烧》（后来发现银两不够，改天再买吧），再往二楼，挑了契诃夫的《戏剧三种》和黄子平的《害怕写作》，心想这下子应该没什么书可买了吧？偏偏又看到钱理群的《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35元），这是旧作新版，印刷十分素雅，这是一本和我很有缘分的书，我不禁先翻读《再版后记》，一读之下，热血一下子往脸上涌，钱老师在文章里提到他和我的文字缘。

请读《再版后记》：

“早就希望本书有再版的机会，十年前的初版本只印了一千册，因此经常接到读者来信求书，我自己手头也只有几本样书，自然难以满足。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厦门的读者遍找此书而不得，竟然做了一个我向他赠书的梦，醒来后给我写了一篇短文；此文在网上发表，吴晓东君在日本看到了，特地转发给我，我既感动又不安。后来到厦门讲学，与采访我的一位记者谈起来，没想到这位读者正是他的同事，我们也终于相见，并最后圆了他的梦。这或许只是一个特例，但希望看到此书的读者大概还是有的。这次承蒙北京大学出版社愿将旧书重印，我自是十分高兴而感激，对热心读者也算是有了一个交代。——为维持原貌，这次重版，只是作了个别的字句变动，并补充了注释。

“对我自己，这本书还有一种特殊意义：它是我1990年一次手术后的产物，正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和我的研究对象一起走过了从‘郁热’到‘沉静’的生命历程，这是一次真正的精神自赎。有意思的是，十年以后，即2000年，我又一次倒在病床上，也同样因《与鲁迅相遇》一书而走出生命的低谷。我的个人生命就这样和学术生命体的创造胶合在一起，在我所有的学术著作中，也都贯注着一种浓烈的生命意识；就是此刻，在回顾、整理旧作时，也有一种对逝去的生命的眷恋，但更希望这是一次埋葬：尽管已过‘六六’之年，但仍渴望新的开始，想做的事、想写的书还很多——尽管明知有不自量力之嫌，但却无法压抑内在的生命欲求，只能写一点算一点，一步步向前迈吧。2006年4月5日”

先说我与钱理群老师结缘的经过，再谈我读《再版后记》的感受。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喜欢读鲁迅的文章，不少同学大呼课本上的“鲁迅”太难啃，我却甘之若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社戏》、《藤野先生》、《范爱农》、《呐喊·自序》和《祝福》，鲁迅都是在写自己的生命体验，何难之有？有研究者认为，对鲁迅，我们不必另写传记，他的传记就是他的《全集》，现代文学史上，你还能找出第二位在写作时“贯注着一种浓烈的生命意识”的作家吗？余华在《活着·自序》里写道：“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高尚是多么突出。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鲁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位“只为内心写作”的作家，他只怕暴露太多生命的真实而“毒害”了涉世未深的青年，却极少为了“内心之外的东西”而写作，这也保证了他的作品几乎没有废品。我读鲁迅，是发自内心的喜欢，甚至是一种本能的喜欢，我在他的作品中随时可以找到共鸣，我把他的故乡当作我的故乡，把他的老师当作我的老师，把他的朋友当作我的朋友……因为他的妙笔一下子就能把你抓住，感动着他的感动，悲哀着他的悲哀。

我上了大学以后，接触鲁迅的作品更多了，由浅入深，一点点沉醉。鲁迅说过，自己的作品读者要过了三十岁才懂。我警惕我的盲目乐观，就想找一些研究鲁迅的书来看。在现代文学课上，当时风华正茂的张福贵老师在黑板上为我们开了一份书单，其中重要的有：《心灵的探寻》（钱理群）、《反抗绝望》（汪晖）、《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王富仁）、《铁屋中的呐喊》（李欧梵），张老师强调说，如果精力有限，只读一本的话，我推荐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那是1991年的事了。张老师推荐的这些书我一本本认真地读了，有了这些研究著作的帮助，我对鲁迅作品的认识更加深入了。不过，深得我心的还是钱理群的这本书，因为里面“贯注着一种浓烈的生命意识”，极易让人和研究者与鲁迅一起跳起“生命的舞蹈”。有感于此，我和其他系同学聚谈时，也是逢人必推荐《心灵的探寻》（初版由上海文艺社出版，为著名的“探索书系”之一，深红色封面）。后来，我就“爱屋及乌”，喜欢上钱理群了，逢钱著必购读，十来年间陆陆续续买了十几本钱著（印象最深的是《周作人传》，这也是一本学术经典），遗憾的是，其中有两本书——《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和《1948：天地玄黄》一直没买到。我对《大小舞台之间》一书特别向往，曾经在陈平原主编的《学人》集刊上读到钱理群研究曹禺的论文《从“郁热”到“沉静”》，读完不禁拍案叫绝，钱老师除了周氏兄弟，研究曹禺功夫居然如此了得，我也因此认认真真把曹禺的几部代表作看了一遍。从文章里知道该文出自他的一本专著《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于是我就到处找啊找，“遍寻而未得”。然后，在2004年9月奥运会期间，我竟然做了一个梦，梦中找钱老师购书（参看我的文章《梦遇钱理群》）。醒来是一阵阵惆怅，我情不自禁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我编的“读书版”。我们报纸有网站，所以吴晓东老师远在日本访学，却能够在网上查到。

这个梦大概是个预兆，而且是个吉兆。2004年12月17日，我竟然在厦门见到了真实的钱理群，他是来参加孙绍振主持的一个中学语文教育研讨会的。当天晚上，阎欣宁老师请裘山山老师吃饭，厦门的几个作家——记得有何况、春雷，还有我作陪。我请同事年月先赶到白鹭宾馆钱老师的住处采访，其时慧泉也在现场采访，一个小时后，我先走一步，提着十来本钱著赶到白鹭宾馆找钱老师要签名兼采访（参见我的文章《最有意义的生日礼物》）。见到钱老师的那一刻，我感到恍然如在梦中。我曾经说过，中国我最想采访的有两个人：钱理群和余华（《兄弟》之前的余华），后来竟然都实现了。不是因为他们的知名度，只因他们的作品深深地影响过我。就像马尔克斯当年在巴黎偶遇心中偶像海明威，情不自禁在街道对面高呼：“老师，您好！”没想到钱老师也在打听我，因为他看到我的那篇记梦小文。我通过供职的报纸，从学人的角度对钱老师进行专访，本意是让更多的人认识钱老师，认识钱著的价值。19日晚，我还特约黄绍坚及其四位学生到钱老师的住处，向他请教一些问题，这一次不用采访，钱老师兴致极高，谈兴颇浓，我们听到了许多新鲜而有趣的故事。2005年1月12日下午，我欣喜地收到钱老师寄来的两本书，正是我期盼多年的《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和《1948：天地玄黄》，扉页上写着：“智明存念，钱理群2004年12月”，那一刻，我感到无比幸福（参见我的文章《结缘》）。至于通过钱老师，我认识了一位可亲可敬的校友肖老师，则是意外的收获了。

钱老师在《再版后记》里说：“我自己的手头也只有几本样书，自然难以满足。”然而，他为了圆我的求书梦，竟然忍痛割爱了，实在令人感动。回到家我找出这本旧版的《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这是浙江文艺出版社于1994年10月出版的，印数仅为1000册，少得可怜，难怪我遍寻而不得呢。这么好的书，为什么不一次多印点，害得我找得如此辛苦，优秀的学术著作其实是不缺读者的。钱老师在《再版后记》里还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就是此刻，在回顾、整理旧作时，也有一种对逝去的生命的眷恋，但更希望这是一次埋葬：尽管已过‘六六’之年，但仍渴望新的开始，想做的事、想写的书还很多——尽管明知有不自量力之嫌，但却无法压抑内在的生命欲求，只能写一点算一点，一步步向前迈吧。”从《再版后记》里我们知道钱老师生过两场大病，他的这一愿望体现了一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这是很让人佩服的。不过，我希望钱老师多保重身体，实在想写的话就写一本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书，那就写一本像何兆武的《上学记》那样的回忆录吧，以钱老师坎坷的人生经历、精彩的思想历程和严格的自剖精神，一定可以写出一部传之久远的大书！

新年以来，我购读钱著的热情不减，三个月不到已经买了《名作重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第2版，定价：20元）、《生命的沉湖》（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定价28元）和《鲁迅九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版），对了，还有今天的这本旧作新版《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书上没有说明印数，我希望至少印一万册：一是不要让喜欢钱著的人像我一样买不到书，二是多印一本书，至少可以少一个糊涂人。

望钱老师劳逸结合，祝您身体健康，笑口常开！